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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家，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曾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那么，什么是"高深学问"呢？
有人说，高深学问应该是一个人的社会交往能力。我相信了。刚入大学，我就疯狂地加入各种社团和学生会。可一年过去，我发现我错了，除了辗转于新区、老区，身上掉了十斤肉以外，我所监视的只是形式主义的平庸和争权夺利的倾轧。如果说，社会是一所最好的大学，那么目前中国几乎被一所大学都是"世界一流大学"——因为他们已经完全社会化了。社会上有权力寻租、政治派系，校园里就有学术腐败、学术排挤。大学不再是令人向往的象牙塔，而是蜕变成一口世俗的大染缸，把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染得花花绿绿。
于是我专心于学习。我对自己说："哪怕你没有什么创见，也要学一些现成的本领！"可是，我又错了：专业课学了十多门，可什么都学，等于什么也没有学到。
我努力与人为善，表现我不是别人眼中那么得冷漠和孤僻。我还是错了！我在最苦闷的时候，能和我说上话的人，依然少之又少。
别人眼中常常拎着书包，独来独往于校园的我，似乎很充实，但我很心虚。因为我不知道，大学四年，我应该去寻找些什么；四年之后，我又能得到些什么！ -
"对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口号，我们耳熟能详——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正是在它的带领下，中国才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但是，当面对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相伴而至的，诸如环境恶化、资源枯竭、贫富悬殊、道德衰退、诚信缺失等社会问题时，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句指引了我们"前进"了二十多年的口号！或许，基于它所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在当下，它可能给人们带来的误导和偏见，却是需要我们认真检讨的！我认为，这句话最大的危险便是会使人们在社会发展中，唯"生产力"马首是瞻，信奉"生产力至上主义"，而忽视了对生产关系的改造。实践亦已证明：这种危险已部分地转变为现实；虽然还只是部分，但足以让一向自命不凡的人类忙得焦头烂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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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面对着咆哮的洪水、肆虐的沙尘暴以及突如其来的SARS危机，却仍然习惯性地、歇斯底里大叫"人定胜天"、"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口号时，我们忘却的是几千年前老祖先的"天人合一"、"与天地参"、"仁者爱物"的古训，忘却的是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的劝导。谆谆教导，我们置若罔闻，却打着"以人为本"的幌子，掩盖"一切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尺度，从人的利益出发"的极端自私的"人类中心主义"，包藏着向大自然无尽索取的祸心。
事实上，人和自然不应该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自然也从来不是承载人类无穷物欲的对象；人与人之间也不应该是为了争做自然的主宰而勾心斗角的关系。
在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面前，人类要学会敬畏自然、敬畏生命。佛语有云：众生只有破除对"自我"的执着，才能证悟到涅磐的"大我"。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大我"就是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谐、平衡和持续存在；在这个系统中，没有中心，人当然也不是中心。
有人对此不以为然。 -
[前言]本文的宗旨在于尝试着对性服务业是否应当合法化问题囿于学术范围内作理论探讨，并严格遵循以下原则：1、不射影国家现行法律政策，不挑战社会现有公序良俗；2、不含有性别歧视之意；3、排除任何普遍或特殊时空的道德和观念的干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的出的结论仅仅是刻意回避道德的泛化而作的"理性"的理论分析的必然，并不绝对代表本人的真实立场。恰恰相反，本人对脱离道德范畴所作的思考是否足够"理性"持怀疑态度。如果要将性服务的合法化付诸现实社会的一项制度设计，对于我来说，仅凭道德一条理由，便足以推翻下面的所有论证，本人的立场亦将随之发生1800转变。（但关于道德的障碍，本人正在研究。） -
在无知、偏见和理性之间
得益于从小到大所接受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及由此带来的惯性，在走入大学校园以前，乃至入学后近一年里，我一直是一个"好学生"——真正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现在看来，所谓的"圣贤书"，只是一些生硬的道德说教和文字游戏，既不"人文"也不实用。由现在反观当初，那种学生特有的追求纯粹和美好的理想主义，虽然可贵，却也显得幼稚、无知和可笑。进入大学，缘于专业的特点，我的目光转向了社会。大学相对的自由、开放，资源的丰富和传媒的先进，使我有了"补课"和拓展的机会。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荠玉玲案、孙志刚案、宝马案......这些突如其来的真实，打碎了我对现实的所有幻想；明目张胆的谎言，让我义愤又无奈，进而本能地去抵触外界的一切，怀疑，孤独。
这学期，在师姐张洁的推荐下，我选修了《阅读、理解、表达》这门课程。很快，她即将步入尾声；而我，却意犹未尽。不得已，这份美好的时光，只能借助于我拙劣的文字去抒写她的永恒了。思考，是我对这门课程最深的感受，也是我最大的收获。没有思考的欲望，任何观察都注定是盲目和麻木的。在有限的十几次课上，我们既对人与人、人与自然、普遍与特殊等具有普适性价值的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又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的震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不可否认，思考是艰辛的，这缘于她"发现"的本质——对现象的发现，对现象背后的发现。虽然每次阅读的都只是一篇文章，但要读懂它是不容易的——一篇有价值的文章往往突破了时空的界限，反映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和价值追求。因此，我总是尝试着透过薄薄的纸面去分析它背后的东西，去探寻它可能存在的人性基础（如《性服务业应当合法化》）、制度背景（如《从新闻自由展开》）和历史渊源（如《"共时结构"的震荡和选择》）。当然，过于宏观的论述，难免有空洞之嫌。于是，我又努力着从一件具体的案例出发，去揭示它存在的现实状况（如《解构与建构》）。从阅读文章到确定主题和提纲，我便在自我肯定和否定的交替中饱受"精神摧残"；然而，在交稿的最后期限里，灵光一闪，洋洋洒洒千余字却在片刻间一挥而就。在这种大起大落中，我得到了思考的快乐和满足。
